杨靖︱从特朗普诉讼官司说起

事实上，自美国立国以来，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已成为美国人的常识。这一种自由，在托马斯·杰弗逊于1787年写给弗吉尼亚友人的信中，被赞誉为最根本的自由：“政府的存在是为表达人民的意志，这是确定不移的首要目标；要是由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同时我也会让每个人都有报纸可读，并且有能力阅读。”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杰弗逊深知专制政权会习惯性地掩饰其过恶——除了媒体，人民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何知晓是否应该维护这一政权，还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将其推翻？杰弗逊相信，只有保持选民的信息渠道通畅——哪怕有时信息会被一厢情愿地或别有用心地歪曲——才能造就美国民主的繁荣而不致沦为独裁或暴民统治的牺牲品。四年以后，他的信念广受认同，有关“权利宣言”的第一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全文如下：“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其中，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内容，又被称为“言论自由条款”或“出版自由条款”。这一条款中的言论或出版自由，即人民有没有权利公开地、无拘无束地谈论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涉及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的问题，有没有权利公开讨论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有没有权利对这些事实进行评论。此后，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说法，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在美国朝野也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