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个国家的故事了解国家的转型：菲律宾篇

如此新旧寡头操纵的背景下，抗争运动或者抗争民众的主体到底是谁，他们能否真正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只有在街头还是必须同时通过政治协商，来确保自身的利益与运动的自主？这些都是困扰人民力量II的问题，后来同样困扰着人们对泰国红衫军运动的思考，影响人们对东南亚国家底层民众与中产阶级关系的判断，影响人们对这些地区抗争运动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理解。

中产阶级和新技术让转型过程增加变数

尽管如此，在人民力量II的行动中，通过通讯和传播工具，菲律宾中产阶级却“自组织”地获得了新的主体性。

在2001 年1 月16 日到20 日的抗议中，他们展现了新的动员能力。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拉斐尔观察到，“当支持埃斯特拉达的参议员突然中止了弹劾程序后，反对派领袖用手机传播短信，二十五分钟内两万人聚集在EDSA大道”。到2001 年，七千万菲律宾人口中有五百万人拥有手机，每天发送大约七千万条手机短信，主要集中在马尼拉这样的大都会地区，而当时电脑的普及率只有1% ，而40% 的人口仍然处于每天收入一美元的贫困线下。手机成为菲律宾21世纪初城市中产阶级新的交流工具，也成为新的抗争动员方式。 连续四天的抗议经历了军事镇压的威胁、红衣主教辛（Sin）的公开反对、全国总罢工的呼吁、政客们在19 日晚的彻夜协商，最终以20 日上午最高法官戴维(Hilarion Davide)授权副总统阿罗约为新总统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