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声明是否勾画出了一个“能够信靠”的欧洲
这股“欧洲身份”的愤怒浪潮虽是针对移民政策，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经济失调、工作机会缺乏的刺激。本土派反对欧盟，反对跨国公司，反对科技的突飞猛进。
在经济失调的现实下，本土的失联群众日益增多。他们深感自己被那批不露面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所压制。那批远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建制派”手握“政治正确”和欧盟团结的大棒，令这批失联人感觉在公共领域和政治上失声了。他们认为，欧盟秉持帝国思维，是个失败的政府，因而他们要把权力从精英，从建制派那里夺回到“人民”的手里。
《纽约时报》10月19号刊发的一篇评论《民主可以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Democracy Can Plant the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中提到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的忧虑。对当下流行的本土主义，她认为，“有个标准的专制民粹主义的模板，从匈牙利起家，被波兰和土耳其忠实地采用：那就是控制打击法院、媒体、教会、大学”。这个模版也被美国借用了。
本土主义者高调批评法院以及后面的法理，因为法治和民主带来不便；他们不信任正式媒体，因为媒体批判称，排外思想不符合民主、平等和人权的欧洲价值；他们反对那些同情难民的教会（天主教为主），认为后者助纣为虐；他们排斥大学，认为那是传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毒素”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