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性实践：对美国总统大选败选演说的话语分析

基于以上所述，2016 年特朗普“拒认败选”的特殊之处显而易见。作为个体的候选人，特朗普毫无疑问保留着对选举结果质疑的权利，然而作为民主社会公共仪式生活的一部分，竞选之后的候选人就已经由不得个人好恶来决定是否认输了。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将业已成为公共生活一部分的认输行为拉回私人决断的领域，这显然是不容于整个选举的政治仪式与民主流程的，同样也不合媒体与大众的“观看”习惯。

事实上，落选者的认输从私人事务走向公共舞台有其历史性的发展逻辑。1860年，民主党候选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成为最早公开承认败选的总统候选人，其目的是为防止两党及南北双方的分裂威胁到联邦政府的稳定与美利坚的统一。一直到今天的美国，人们似乎还会下意识地将“拒认败选”的言论同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关联起来。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是整个美国最严重的一次共同体危机，无怪乎历次败选演说中，这一段历史常常被提及。1952年史蒂文森的演说就引用了林肯关于败选的感言，1972年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重提了这段内容。而2000 年戈尔败选演说中直接引用1860年道格拉斯与林肯的对话——“党派之争必须让位于爱国主义，总统先生，我与您同在，愿上帝保佑您。”——来说明承认败选是为了挽救联邦，并且还大量使用了当年林肯的演说口吻。由此，在人们的下意识中，2000 年的大选危机同1860年的联邦危机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可类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