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八）︱从“东亚奇迹”到“亚洲价值”
怎么看待“东亚奇迹”和“亚洲模式”，甚至到底有没有“亚洲模式”，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日本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低速，1997年的金融危机又重创了东亚不少新兴经济体。曾经引领一时风骚的奇迹说和价值说，在出现后没多久，就遭遇现实的尴尬。关于它们的讨论虽然仍不时见诸报端，但冷却了许多，“亚洲价值”也少了当年的理直气壮。对东亚经济体曾经的辉煌成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其实当年的各种争论，不过是将“亚洲”变成了一个承载不同的社会经济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箩筐，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新威权主义到制度经济学，各思想流派都用自己信奉的一套价值系统来解释亚洲。亚洲/东亚再次被相互矛盾的知识、概念系统所塑造，无论其成功与失败，都成了证明某种超然理念的论据。关于它的讨论，可以看成是冷战到后冷战时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理论之间的一场观念竞争。
本文想强调的是，对东亚所谓奇迹的认知，不能仅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而脱离冷战的历史环境。美国为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建立了旧金山和约体制，这是东亚“奇迹”能够发生的历史前提。诚然，这种解释并不新鲜，也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充分条件：就像许多论者指出，并不是所有受到美国支援的国家都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它是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必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但要历史地看待东亚经济体取得的成就，也要历史地看待同时代中国曲折艰难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