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次长沙会战 国军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大捷”
如果说杂牌军如此,国民党正规军也一样,如欧震指挥的第4军北伐时被誉为铁军,是薛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军饷优于一般杂牌军。时任第4军59师的政治部主任唐连,向何应钦报告第59师、第4军作战时情景时说:各级指挥官判断失误等等。和杨森报告说的一样,“每师编制12000人,而真能加入前线对敌作战者,每每不超过4000左右。”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日记也可以佐证,1941年11月23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〇三百〇三。”22
第九战区在其《第九战区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敌我优劣及所得经验教训的报告》中说:“中下级军官尚有不能确实掌握部队者。”“训练强度不足,一般不知疏散,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损失,且缺乏韧强性。”“不知爱惜武器,伤亡者之枪械多任意遗弃。”训练不足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
1940年8月12日:“午后会报,陈辞修新由巴东归,报告如下:……抗战情绪很低,每师最少缺三千额。”根本不给国军士兵发军饷,郭汝瑰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接戴季韬的班),上报的编制为7000人,实际有3000余人。戴季韬将多余的服装、粮食等等全部拿来出卖-中饱私囊。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多报四千多人,每个月单大米就能领一万六千多斤。郭汝瑰将戴季韬留下的大米变卖后给士兵发军饷,士兵感动的涕泪俱下,这是他们当兵后第一次领到军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