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到底怎么了

我在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授课时，将两人当年的相关英文论文（不是后来的著作）布置给学生们写读后感，作为学期作业。我让学生们挑选，在“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里面二选一，大多数学生选读的是“文明冲突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说，“文明冲突论”比较好写。因为“历史终结论”涉及人类的进化、发展，可能理论和逻辑比较复杂一点，而“文明冲突论”涉及未来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之间，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可比性。（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加藤嘉一担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是在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为回应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亨廷顿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刊发于《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后将该文观点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编注）

特别简单地说，我比较尊重也很佩服福山先生的学术。他当然不太可能站起来说，“历史终结论”终结了。“我当年的提法是错的”，他也不太可能这样说。但是后来他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到了强大的政府、法治、责任政府；然后，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他也追溯到秦汉，也是有研究。他认为，中国政治确实有特有的生命力，有它维持生命力的特有逻辑，不能简单从一个人类进化的角度评判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我觉得福山先生能够不断去追究自己原有理论的生命力、合理性，最起码至少愿意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