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日本认知”需要与时俱进

安倍“制衡中国”并不令人意外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历经起伏，其间多有紧张和对立，尤其是2002年-2006年小泉政府顽固参拜靖国神社和2012年9月野田政府执意将钓鱼岛“国有化”时。而冷战后中日关系一路转冷的大背景之一，在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与东亚区域力量结构的重大调整。另一大因素则是日本固守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无法有效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体制、对日心态以及政策主流，因此产生了焦虑。

基于这些原因，安倍政府“中国战略”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在安全和外交层面全面制衡中国。但受国内和平宪法与自卫队体制的限制，安倍政府只能把重点放在加强美日同盟和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密化和战略化，同时处心积虑地利用“中国因素”，如声称中国在钓鱼岛“侵害日本主权”或已在南海威胁到日本“海上生命线”等，为自卫队体制及和平宪法松绑，让日本既有能力、又有意志抗衡中国。

2012年9月开始的钓鱼岛对立似乎是中日关系的拐点，但两国深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对立却已经历冷战至今长期的发酵和发作进程。可以说，没有中日领土争议和安全对立就不会有安倍第二任期。同时，没有安倍二次上台后全力想要制衡中国、接二连三推出宪法再解释、强推新安保法，以及着眼于与中国在东亚地区政治、安全与经济领域一争短长的“价值观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就不会有安倍的长期执政。充分利用甚至榨取“中国因素”、强势应对朝核威胁、推动扩大财政刺激的“安倍经济学”以求重整日本经济，在这一系列举动中，安倍及其团队不仅咬着牙全力出击，而且处处体现着旺盛斗志。现在，安倍新一届内阁已经起步。不出意外要任职到2021年的安倍，将创造明治维新以来执政时间最长首相的历史。而中日经济和社会上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战略和安全上相互制衡的格局，事实上已经成为今天东亚政治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