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今天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与钱学森还有一段不解之缘
四是，纵观历史，任何国家的航天活动都是国家行为，从过去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平号空间站计划，到现在的美国的SDI计划（战略防御计划）、欧盟的尤利卡计划、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莫不如此，所以，中国的载人航天也应是国家最高决策，由中央决定。
五是，用系统工程权衡的办法来分析，他认为用飞船这种相对简单的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他支持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1990年5月，“863-2”专家委员会向国防科工委呈报了《国家高技术计划航天领域论证工作综合报告》，提出以载人飞船作为发展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在2010年或稍后建立一个由载人空间站、空间站应用系统、大型运载火箭、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飞船）、发射场与返回场、测控通信网和航天员系统组成的初步配套的载人空间站工程大系统的我国载人航天总体发展蓝图。
为了推动载人航天的立项，必须首先打动国家最高领导。“载人航天是国家的最高决策”，钱学森的观点，深深启发了航空航天部（1988年航空部、航天部合并为航空航天部）的领导。
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春节前夕的1月30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一场“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会上，刘副部长嘱咐机关计划司总工程师张宏显同志，把已经准备好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从机关取过来，亲手送给了栗前明，托他转交给小平同志。《建议》针对关于“花钱太多”的担心、“载人航天究竟有何意义”的议论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说明。
